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,該大學被柯林頓總統遷至被稱為紐約最危險地區的哈林區,據說遷址後極大地改善了周邊地區的安全。巧合的是,它也在洋基隊的體育場附近。

哥倫比亞大學請我在他們的商學院舉辦一個關於獺祭的講座,事實上,本來海德公園的酒藏是預計將在這個時候完工,而我也被安排駐紮在紐約,所以我欣然接受了大學的請求,但如大家所知,它的完工時間被推遲了,現在當然不能拒絕,所以我去了七天五夜的紐約行,完成了這個講座。

順便說一下,當時非常寒冷,即使在白天,曼哈頓的氣溫也在零下11度。酒藏所在的海德公園溫度是零下18度。雙頰和耳朵當下不會疼痛,而當我進入一個溫暖的房間時,血液終於開始流動,我才開始感覺到疼痛。我穿了兩層「極暖」等級的發熱衣,才能熬過去了,UNIQLO 萬歲!我不是某位工商管理學的教授,但身為日本老人沒有發熱衣是不能過冬的,尤其是在紐約。

極度寒冷的哥倫比亞大學提前告訴我們,報名人數已經超過了 70 人的額度,正在準備第二個會場,並會將演講轉播。我也被要求提前一個月左右,至少要給出講座內容的大綱,起初我打算講山口縣深山處的一家酒藏從失敗中走出來的來龍去脈,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的企業繼承的困難。

然而,我想起,與不瞭解清酒是什麼的美國人談論這些問題是毫無意義的,當然這些故事講起來很有趣,但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呀。我是為此去紐約的,支付相當昂貴的機票,現在的機票已經不像以前那麼便宜了,自從疫情之後,價格漲得更厲害了。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清酒酒藏卻不能談論 「清酒是什麼」,那還有什麼意義?

我並不是說推廣品牌是錯誤的,但我經常看到外國人的臉,他們對被無休止地講述酒米和清酒生產的故事而感到厭煩,所以我想我需要用酒藏自己的身份,多談談清酒的本質。

我們談到的是,清酒是日本地理條件的產物,它與日本人民的歷史同時存在。我把焦點集中在明治初年的日本人口上,當時由於工業革命,人口數增加的希望不大但卻有 3400 萬人口。這個人口不是靠水稻種植來支撐的,而是透過精密技術的發展,加上既有勞動密集型的水稻種植,在同樣單位土地上讓產量變得高。

這對日本社會和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因此,它也對清酒生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這與葡萄酒在歐洲受到土地和人民歷史的影響劇烈程度是一樣的。

獺祭將這種方法用於釀酒,甚至更進一步,將技術和「手間」(日文原文,可翻譯為努力勞動,下工夫之意)作為釀造的最重要指標。我以此為主題完成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獺祭講座。

雖然我現在講得很冷靜,但我在講座開始前一個小時就抵達了哥倫比亞大學,英語對話在我身邊飛來飛去,幾乎沒有日本人。我的衣襟上也別上麥克風,當我在等候室準備時,我感到有些緊張,心想著「我承擔了這麼大的責任啊」。

在一位優秀的翻譯的協助說明下,講座以一種可怕並恐懼的方式開始,但不知不覺中完成了,我在東京大學紐約校時就已經和這位翻譯合作過,如往常一樣,講座後的交流活動準備了獺祭,氣氛很好,學生們似乎都很開心。

講座內容本身大約有五頁 A4 的篇幅,所以我把它另外寫成一篇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筆記來發布。如果您有空閱覽的話將是我們的榮幸。